休谟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中收录了《论贸易的猜忌》一文，首次提出了“贸易猜忌”的概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概念又被剑桥学派的伊斯特凡·洪特阐发为贸易猜忌理论，为在政治学视角下解读国际贸易竞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然而，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细化，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当今学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探讨往往忽视政治外交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见出于贸易角度的考虑。这就导致目前将国际贸易与外交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盲区。
推及历史学领域，能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中外贸易交往史的研究成果就少之又少了。具体到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问题，尽管学界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但其讨论方向或偏重于经济交往，或在政治经济学的运用上囿于“殖民”“掠夺”等传统话语，很少有研究者将中英作为对等的贸易博弈双方来考察。
基于此，本文试图梳理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并以贸易博弈为切入点，采用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得失。根据中英茶叶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茶叶贸易垄断时期，茶叶自由贸易繁荣时期，茶叶贸易衰落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分别讨论，以探明发展趋势。
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中抨击了国家间的贸易猜忌现象，并对各国通过发展自由贸易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前景作出了展望。在如今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体制受到“贸易战”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回顾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史，总结贸易政策得失，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也尤有现实意义。
01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中英茶叶贸易始于十七世纪，早在1637年已有英国人在广州购买茶叶，但当时从荷兰或印尼购入仍是主流渠道。十八世纪，中英茶叶直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扩大，到该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进入了鸦片战争前的高峰期。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取消前，中英茶叶贸易已经达到每年3000万磅的规模，成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
从事中英茶叶贸易的英方势力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中方势力则是行商。行商产生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天朝体制”，因此除商人身份外，他们还负责管理外贸事务，是中英茶叶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还是行商，在本国内都属于垄断势力，因此鸦片战争前可称为中英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一）此阶段的茶叶贸易
这一阶段的茶叶贸易呈现出极端失衡的状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受葡萄牙与荷兰的影响，十七世纪末饮茶风尚在英国宫廷和贵族间流传开来。饮茶在社会上的流行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当时饮茶用具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下层社会也开始将茶叶当作日常饮料。最晚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茶叶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已经渗透到英国各阶层。而当时的中国仍是茶叶唯一产地，饮茶风尚的流行使得英国对中国茶的需求异常强烈。
二是英国商品未能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如格林堡所说，“英国对茶叶的要求虽然已经增长，可是中国酬答这种要求的愿望却没有跟着发展起来。事实是中国向来没有打算同欧洲人接触，但是却拥有吸引它们的货物”。自然经济形态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消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于是茶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有学者据此将“丝绸之路”改称“茶叶之路”，中英茶叶贸易呈现一边倒的不平衡态势。
三是英国货币体系难以消化中英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逆差。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和中国市场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排斥，造成了中英贸易间的巨额逆差。仅以1730年为例，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的四艘货船进口华茶货值超过37万两白银，在全部货物贸易额中所占比例高达79.8%；与此同时，英船带到中国的货物（铅、长厄尔绒）仅值1.37万两，其余皆为银元。随着茶叶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英贸易逆差也居高不下，茶叶贸易成为了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白银的流失迫使英国寻找能够维系中英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鸦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中英贸易舞台的。而鸦片的出现虽然很快逆转了中英贸易的不对称局面，使白银开始回流，但却严重损害了中英关系，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行动。
（二）此阶段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垄断时期，中英茶叶贸易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使英国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该时期中英关系也呈现出英弱中强的局面。对于英国的贸易诉求，清政府认为“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岂能曲徇所请”，尽管这种傲慢态度受到后人的一再批评，但在当时看来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策略。从喀塞卡特到马戛尔尼再到阿美士德，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这种外交行为本身就暗含着软弱性；而东印度公司和一些英使的态度也足以为这种软弱提供明证，如“一些谨慎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深怕使节因过早地为他们的困难申诉或要求更多的利益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惊骇，以致中国政府完全禁绝对外贸易”。外交上的英弱中强，根源在于英国社会对茶叶的需求已经到了依赖的地步，“突然停止这种大量的消耗品而又无其他代替品，将会在广大人民当中发生很大困难”，而中国也确如乾隆帝所说“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人认为他们在中国政府面前“低三下四”，除了“屈辱和不体面”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另一方面，日益强大的英国不可能永远容忍茶叶垄断贸易下的中英关系，这导致东印度公司最终突破国际贸易底线向中国输出鸦片，进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茶叶贸易与鸦片战争的这种因果关系，学界研究已较完备，这里不再赘述。
（三）英国的贸易政策失误
如上所述，该时期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得不靠违禁品来维系贸易，乃至最终使用战争手段解决贸易问题。英国后来的军事胜利不能掩盖它在这一阶段的贸易失策，这种失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进口商品可替代性较差的情况下，贸然通过减税压低进口商品价格，扩大贸易规模。英国压低茶价是在欧华茶叶贸易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布斯堡王朝奥斯坦公司等竞争对手的崛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面临严峻的价格战；同时，激烈竞争也导致欧洲买方市场的形成，茶叶价格进一步下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1784年，英国终于将茶叶关税从100%以上减少到12.5%，于是次年茶叶贸易量迅速超过了1500万磅，此后的50年内，由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茶叶量增加到了1784年的4倍。
除了国际竞争外，维护国内资本利益也是英国扩大茶叶贸易规模的原因。对于茶叶的流行原因，格林堡认为“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意味着能够适应工业化兴起后的消费模式；而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又不至于损害工厂主阶层的利益。有学者指出，茶叶在英国的流行固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也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廉价茶叶的输入刺激了茶叶消费，为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
二是未积极寻找替代产品。尽管1780年代就有人试图在印度培育中国茶树苗，但当时茶树主要是作为观赏植物被引进；1788年自然学家班克斯倡导大规模种植茶树，又因损害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专卖利益而作罢。总体来说，当时英国人并不重视茶叶种植技术，直接购买茶叶的诉求则大得多。英国积极谋求茶叶替代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此时中英茶叶贸易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量白银早已流入中国。总而言之，一方面盲目扩大贸易规模，另一方面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重视不足，这样的贸易策略导致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陷入了困境。
（四）中国的贸易体制问题
尽管中国暂时占据主动，但这一阶段的贸易方式也暴露出了中国贸易体制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在茶叶贸易中逐渐走向弱势。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茶叶贸易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意识到茶叶贸易对增加财政收入和“驭边”的重要意义。正常的贸易往来多是双赢，如英国人所说，“中英贸易对于两国均有利益。”但清政府却没有把茶叶贸易当作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在关税征收上极为敷衍，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征收茶税，出口细土茶每百斤税二钱，粗土茶每百斤税一钱，税率极低。
相比财政考虑，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茶叶贸易的“驭边”作用。古代中国对外茶叶贸易多与马匹贸易相结合，称为“茶马互市”，这种贸易模式盛行于唐、宋、明，至清逐渐衰落。茶马贸易不仅对于获取战马、保障国防安全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原王朝控制邻近异族的重要手段，所谓“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但由于能够轻易获得西北地区的马匹资源，清廷对茶马贸易的依赖性较小，重视程度较低；加之政府刻意消弭族群边界，民间贸易得到发展，也冲击了官方垄断的茶马贸易。于是从康熙朝起，管理茶马贸易的机构逐渐被裁撤，这导致相关人才和管理经验缺乏，当海上茶叶贸易兴起时，官僚系统也就难以作出应对。因此，中国在垄断时期的茶叶贸易优势仅仅停留在经贸层面，未能转化为相应的国家利益。
二是制度建设滞后，沟通渠道壅塞。尽管关税早在1684年就已有之，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外贸和关税管理体系。而作为关贸管理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上受地方督抚节制，下受行商欺瞒，比如粤海关监督分别在1782年和1830年奏报行商的进出口货物交税迟滞问题，说明几十年间都无法解决这一弊政。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英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弊端，所以积极谋求“在北京设立公司或政府方面的一位欧洲人驻外使节”，但这一提议却“为地方当局全体及他们在北京的关系人所憎恶”，未能实现。
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外贸机构约束力低下，导致腐败大量滋生。东印度公司资料中有大量描述，如“该官员不愿失去任何勒索钱财的机会，下令将该船的买办和两名通事扣押”，“由于受贿而偏袒当时在广州的美国船只”等等；中国官方史料亦然，如“雍正之初，又议增收规礼银两，乃于七年合词控于大府，得稍稍裁减。未几官吏又增出口之税”。中央政府的漠视、制度与沟通渠道的缺乏又加剧了这种腐败。由于英商深受海关贪腐之害，因此战争胜利后专门在条约中提出要求，杜绝中国海关的“左右勒索，额外苛求”。
02茶叶自由贸易的繁荣时期
（一）战争前后茶叶贸易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经历了深刻变化，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贸易规模扩大。1868年英国华茶进口比1838年增加约100万担；1835年华茶出口总量为26万担，1871年增长到175万担，1880年为200万担。当然，在此期间中英茶叶贸易也有波折，比如受战争影响，1834年至1840年间华茶输英规模曾从3200多万磅缩减到2200多万磅；但在四十年代开埠之后，中英茶叶贸易又迅速恢复并达到新高，1845年超过5000万磅，1853年超过6000万磅。
贸易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英仍互为最大茶叶交易方，中国茶叶与英国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华茶出口结构中，输英茶叶占据最大份额，以广州出口华茶为例，1844～1858年间，输英茶叶占出口茶叶总量的60～80%。而在英国进口方面，华茶进口数量也远远高于印度、锡兰茶，例如1865年华茶占据英国茶叶市场97%的份额，到1970年时虽已下降，但所占比例仍然高达89%。此外，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也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据统计，当时上海著名的22家茶行，英商有18家；福州洋行12家，英商9家，另与德国合办1家；作为内陆腹地和俄势力范围的汉口也设立了3家英商洋行。中英双方在茶叶贸易中的紧密关系可见一斑。
二是茶叶贸易自由化，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是其显著标志。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英国国内自由贸易商人的推动，也有国外竞争尤其是美国商人竞争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商人（“港脚商人”）是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占据了英商自华输出贸易总值近40%的份额，由此成为能够与东印度公司抗衡的力量。随着垄断的结束，自由贸易规模扩大，大量散商开始涌入中国，英国在华行号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了1837年的156家，因此这一变化被称为是“自由商人的胜利”。
行商垄断权的废除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此前已有一些英国散商绕过行商直接与中国茶商交易，但属于走私，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打击。而行商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并且服务于政府外交政策，因此其最终废除是借由《南京条约》“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的强制条款。随着中英两大垄断势力先后败落，茶叶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是中英茶叶贸易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中英茶叶贸易表面上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征，双方的贸易规模甚至在战后进一步扩大，但由垄断贸易转向自由贸易，深层次的贸易机制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茶叶贸易口岸的由一变多、茶叶产地的增加、政策限制的解绑以及关税的下降，它们在贸易博弈中形成，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英关系，并导致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英茶叶贸易的逐渐衰落。
（二）此阶段的茶叶贸易博弈
中英直接博弈主要是在英商居留设栈、开放贸易口岸、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等方面。
（1）英商在贸易口岸居留、设栈等问题自五口通商便困扰清政府，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时有发生。最初的口岸居留问题是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中的“城市”概念差异引起的，主要表现为英商及领事是否能够进城。此后，进城、居留、设栈一再引起英人与地方政府和士绅百姓的冲突，进而造成外交事件乃至成为战争导火索。英商居留设栈问题严重损害了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并且因其与天朝体制的结构性冲突，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2）开放贸易口岸的博弈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马戛尔尼等英国使节来华时就曾多次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于是否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博弈其实是上一阶段的延伸，只不过英国此时得遂所愿，在博弈中使中国陆续开放了福州、上海等地。
（3）相对上述两个问题，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的博弈是核心内容。
贸易许可方面，由于行商废除，清政府原有的贸易许可制度被打破，于是在两广总督徐广缙推动下，1850年茶栈和茶叶贸易执照制度建立起来。与同期的生丝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一样，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一经推出便激起英国的强烈反弹，从1850年起，港督文翰多次就此事与徐广缙、叶名琛等人磋商；但与生丝贸易执照制度的流产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的迅速取消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在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上并未退让，这场博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方才结束。这反映出中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仍握有一定的主动权。
关税方面，五口通商初期中英博弈中有合作，《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都规定了英国领事有严查走私和担保英商完纳关税的职责。这是因为走私会“迅速削弱和摧毁一切合法贸易的现有基础”，双方在遏制非法贸易上存在共同利益。但总体来说，三十至七十年代的中英关税博弈大于合作。首先是由于缉私努力的失败，1851年英国废除了领事担保关税的制度，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则确立了洋人帮办税务的制度，中国关税主权被侵害。其次，在厘金与子口税的冲突上，由于厘金成为英国在中国内地开展贸易的障碍，《天津条约》提出了子口税制度，并且在此后“原用于对子口税设防的藩篱一一拆除，子口税制度日渐扩展”，中国在税制上的博弈也逐渐走向失败。
（三）英国为扭转茶叶贸易局面所作的努力
从上文所述贸易博弈可以看出，与上一阶段的被动不同，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贸易博弈较为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商品来源。作为扩大商品来源的重要手段，开辟通商口岸因《南京条约》得以实现。有学者指出，英国要求中国开放口岸，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茶叶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破行商垄断，降低茶叶价格。多口岸开放后，清政府和行商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控制茶叶贸易，议价权渐渐转移到英国手中。
在印度试种茶树是英国扩大商品来源的另一项举措。这一具有“出口替代”性质的行为完全由英国政府和印度殖民当局主导，1834年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专门成立了一个“茶业委员会”来推动这项工作。尽管在印度种茶并非中英茶叶贸易中的直接博弈行为，但其目的和结果都与中英茶叶贸易紧密相关。1837年英国在印度制成了一些茶叶样品，并于次年送往伦敦；到1839年印度生产出了32磅茶叶。此后印度茶缓慢起步，1865年在英国茶叶消费中只占3%的份额，1875年则上升到16%。
二是积极通过外交手段解除茶叶贸易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限制集中表现为贸易许可和关税问题。仅就茶叶贸易执照制度来说，港督文翰在1850年7月至1852年1月间四次致函徐广缙，展开了密集的谈判，尽管最终结果并不理想，但足见其积极态度，这与清政府过于重视居留权等问题形成对比。
三是主动下调茶叶关税，刺激贸易发展。从1853到1865年，英国政府曾多次降低茶叶进口税，使得华茶进口大幅增长。实施减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英国国内市场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但其长远影响不容忽视。与上一阶段的减税不同，由于商品来源的扩大，该时期的低关税刺激了华茶出口量的过度增长，华茶价格被逐渐压低，市场主动权转移到英国一方。正如1866年左宗棠等人指出的那样：“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故闽茶必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
当然，英国在这一阶段所推行的贸易政策绝非完美，如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废除就过于激进，引发了恶性竞争。垄断的结束表面上看使中英茶叶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在公司垄断权废止后第一个季度运到英国的茶叶比前一季度多百分之四十”，“凡是看到整箱茶叶的商人和船主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然而事实上这一举措也带来了长达数年的贸易混乱，散商在中国哄抢“自由茶叶”，加上中间商对市场的操控，导致茶叶贸易规模在1834年后出现了萎缩，英国人甚至发出了“几乎盼望公司垄断权的恢复”的感慨。不过自由贸易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一问题最终随着战后中国行商制度的废除而得以解决。
客观地说，尽管以军事手段作为辅助，但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为贸易博弈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然而清政府没有正视其贸易体制缺陷，反而在外商居留、设栈等问题上反复纠缠，导致贸易博弈局面反转，为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四）茶叶贸易博弈下的中英关系
在这一时期，茶叶贸易依然是中英贸易的重点，也是影响中英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上一阶段相比，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茶叶贸易博弈之下的中英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是中强英弱的外交模式得到改变。随着鸦片战争的取胜，英方在中英关系中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希望占据主导权，并且在大多数领域都得偿所愿；但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局面尚未被扭转，中国仍是英国最大的茶叶供应者，加上“天朝体制”的根深蒂固，英国在中英关系上也无法完全忽视中国的诉求。
二是中英之间的官方交涉增多，贸易摩擦更加表面化。在进行贸易博弈的过程中，英方港督、领事，与中方两广督抚以及上海道等地方官员频繁交涉，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较为罕见的场景。以双方官员的直接交涉为标志，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摩擦比鸦片战争前更加表面化，清政府固守的华夷大防也有所松动。
三是茶叶贸易在中英关系中仍居于中心地位，但影响力有所下降。鸦片战争前，茶叶是中英贸易最大宗的商品，茶叶贸易是中英交往的最大议题。即便是“鸦片战争”，战后谈判“约内绝不提烟土一字”；而对于双方贸易问题，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中却有诸多规定，《五口通商章程》在商定海关验货方式时还专门将茶叶作为代表性商品提出。不过，尽管茶叶贸易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依然十分重要，但由于《南京条约》引入了通商口岸和领事居留等问题，中英之间的外交议题日渐增多，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
03茶叶贸易衰落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清末，中英茶叶贸易在总体上呈现不断衰落的趋势。汪敬虞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买办商业剥削网的初步形成”时期，这种划分是非常精准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茶叶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茶对英出口出现衰减趋势，直至被印度茶和锡兰茶取代。
（一）该阶段茶叶贸易的衰落趋势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英国茶叶消费市场来看，随着印茶比例上升，华茶比重迅速下降。1880年印茶、华茶所占英国市场比例还是28%和72%，1886年已演变为41%和59%；到1889年二者攻守易势，中国不再是英国茶叶市场最大供应方。而从贸易金额来看，华茶的衰落就更为明显：华茶单价低于印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价比始终维持在1:1.3左右，因此到1887年，尽管华茶输英数量仍超过印茶输英数量，但其460万英镑的总价已经低于印茶的496万英镑。
二是从华茶出口的国别比重来看，英国也从中国茶叶最大买家的位置上逐渐跌落：1868年，70.26%的中国出口茶叶输送到了英国；189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88%，分别低于美国的20.79%和俄国的43.01%；1913年甚至下降到了6.03%。
三是从中国商品出口结构来看，1871年至1873年间，茶叶仍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占出口总值的52.7%；1901年至1903年间却下降到11.3%，在丝绸之下。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是以中国出口贸易的整体衰落为背景的。1871～1873年间，中国对英国贸易出超2000万元；1881～1883年间出超500万元；1891～1893年间入超2700万元，此后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都处于入超状态。从出超到入超的贸易状态不仅存在于中英贸易之间，也存在于中美、中日、中俄（苏）贸易之间，1871年至187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共出超400万元，十年后变为入超1800万元，此后入超不断扩大。
（二）英国的茶叶贸易博弈策略
由于印度茶叶（因其从生产到贸易再到消费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此可以被视为英国国产茶叶；不仅历史现实如此，在当时的英国人观念中也是如此）的崛起，英国开始拥有在茶叶贸易博弈中获胜的利器。英国具体实施的贸易博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推动茶叶生产技术升级。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揉捻机、干燥机等制茶工具的出现和改良，使得茶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印度茶叶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有学者指出，茶叶生产具有高度商业化的特点，但中国的茶叶生产仍是一家一户为主，这是其在十九世纪贸易竞争中败于印度、锡兰茶的重要原因。
二是实行“国产保护”的贸易政策。印度和锡兰茶叶试制成功后，英国对其减免税赋，对华茶则提高关税。英国的茶叶贸易保护政策并不限于关税手段，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伦敦茶商承认他们现在已不经售华茶，伦敦杂货店里已买不到华茶。假若买主指名要买华茶，他们就把自称为华茶的茶叶卖给他，实际上根本不是华茶”。这已是商业欺诈行为，但在尚无规则约束的当时，诸如此类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被肆无忌惮地使用，有效打击了华茶对英国的出口。
三是发动舆论宣传，贬低中国茶叶。英国不仅赴美为印茶制作广告，还过度夸耀印茶，反过来贬低华茶营养价值低、含有鞣酸，损害肠胃。但实际上印茶咖啡因含量更高，远不及华茶健康，但舆论宣传的效果却使华茶在英国消费市场的占有量越来越小。
（三）中国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
如前文所述，在上一阶段清政府对暴露出来的贸易问题未能及时反思，更没有推动贸易体制的变革，导致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种种努力，形成了十九世纪末挽救华茶的热潮。如左宗棠曾在同治年间多次向中央奏报英商赴茶叶产地购茶等事项，张之洞更是多次出台政策推动对外茶叶贸易的发展，这与五口通商初期地方督抚疏于奏报的情形迥然相异。清政府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思商品质量问题。刘坤一认为，华茶对外贸易之所以出现颓势，其原因就在于“采制不精，商情致伪”。这也是当时挽救华茶人士的共识，于是便有人从采摘、拣筛、堆焙、装箱四个环节分析了采制茶叶的弊病，主张去除这四种弊病以整顿茶业。
二是反思贸易秩序问题。张之洞曾指出，“茶市之坏，正因小贩过多，开庄抢售之故”，致使中国茶商因恶性竞争而丧失贸易主动权，“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针对这一问题，曾有人倡议设立专门的茶政管理机构，来避免茶叶贸易中的弊端，整顿茶叶贸易秩序。
三是反思关税问题。晚清时期，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已经严重削弱了华茶的竞争力。1880年以后，由于印度、日本等茶叶产地的兴起，茶叶生产扩大，茶价在世界范围内呈现降低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茶税并不减少，关税初订之时每担茶可值50两，茶税为每担2.5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每担茶价格降至10两，茶税却仍为2.5两，税率高达25%。时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比如崔国因就曾指出“各国之例，出口货物，本国向不收税，则成本较轻。以较中国，则价为贱，故皆舍中国而趋印度、日本。中国出口之茶遂减于昔，而种茶之地渐就荒芜矣”。但由于清政府对茶厘的依赖，这一积弊始终难以消除。
四是反思贸易宣传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觉悟较晚。1906年，《商务官报》将广告归结为印度茶叶挤占华茶市场份额的三大原因之一，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中国茶商终于开始关注文书广告和茶叶包装等问题。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国人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与英国采取的几项博弈策略几乎针锋相对，说明中国已经正确认识到茶叶贸易暴露出来的弊病。然而与早已行动并开始收获贸易博弈成果的英国相比，中国实际上错失了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扭转茶叶贸易局势的最佳时机；另外，贸易体制的种种弊端导致挽救华茶措施难以真正施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各种挽救华茶的设想，并不都带来制度创新，也不一定能够付诸实践”，很多措施即便实行也都是浅尝辄止。因此，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直至清朝灭亡，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终究未能避免。
（四）茶叶贸易衰落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关系中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史料中，直接涉及茶叶贸易的纠纷的很少，远不及前一阶段。1881年福州海关称“中国恐怕要变成一个次等的产茶国家了”；1887年英国人也指出：“茶叶虽然迅速地倾入市场，但销售得很慢。买主以市场主人的安闲态度对待着茶市。”这反映出英国官方和商人在获取茶叶方面已经不再抱有依赖中国的心态，其对中英茶叶贸易的冷淡态度势必影响到中英关系。
在上一阶段，即中英茶叶贸易较为繁荣的时期里，“1860年英法侵华战争之后，直到1876年，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停止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个平稳期，甚至一度（1868～1869年间）出现了修约的可能。然而1876年英国又提出一系列要求，逼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导致这一条约签订的导火线是马嘉理事件，但一些教案的发生早至1868年，却并未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见教案不过是借口；同时，与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烟台条约》是在英国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签订的，说明此时英中的外交实力、国际话语权差距比战争时期更加明显。此外，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活动也偏袒日本，不惜损害中国利益。可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发生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中英茶叶贸易的由盛转衰与外交关系的转冷表现出如此的同步，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一定的关联。
04结语
回顾清朝二百多年间的中英茶叶贸易博弈与中英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博弈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平衡的打破往往会引发外交关系的变动。如前所述，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中英茶叶贸易的极端不平衡，当英国在贸易政策上一再失误、茶叶贸易难以为继时，走私违禁品乃至发动战争就不可避免；同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短暂的“友好”局面也就无法维持，双方再次发生外交冲突，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第二，大宗商品贸易的控制权与国际话语权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英国在外交关系上处于有求于中国的状态，因此屡次派遣使节来华；五口通商初期，尽管英国已经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茶叶贸易的局势未发生根本变化，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是在涉及茶叶贸易的问题上难以占据上风；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印茶崛起和华茶衰落，尽管中英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但由于中国以茶叶和丝绸为代表的手工业产品不再为英国所需，中英经贸关系出现了逆转，这一阶段英国即使不借助军事力量也足以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话语权上进一步实现了对中国的压制。
第三，成功的贸易博弈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指引。表面上，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被废除，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英国在茶叶贸易博弈中的胜利似乎源于自由贸易者的推动；但实际上，无论是进行贸易谈判、调整关税，还是在印度培植茶叶，都是英国的官方行为，是国家力量介入的结果。而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茶叶商人过于微弱的约束力始终是其在贸易博弈中的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又造成了政府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难以战胜茶商的盲目和短视，晚清时期茶叶质量下降和贸易秩序混乱等问题即是这一弱点的后果。
第四，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强大的军事保障。当常规的贸易博弈手段无法化解贸易冲突时，在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下，强国往往会诉诸军事手段，鸦片战争便是如此。因此，一个国家想要保护自己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否则就只能如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政府那样，赢了“贸易战”，却输掉了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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